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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沙龙︱吴政纬:中国第一代明清史家发现“朝鲜”的契机

2019-11-06 16:47:34人气:1733

受清朝文字狱等文化政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清朝遗留下来的文献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使得朝鲜文献变得珍贵而重要。在清朝入关前的历史、明清时期和清初,朝鲜文学的丰富描写成为明清史学家争论的依据。在今天重新考虑这个过程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朝鲜的文学和历史资料?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青年学术沙龙近日邀请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吴政伟发表题为《明清历史与海外文学研究——以朝鲜为中心》的报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被授权为读者出版。吴政伟是《尽快明朝:韩国学者的中国话语和文化心态》(2015)和《从首尔到燕京:韩国信使眼中的东亚世界》(2017)的作者。他的研究领域是明清史和中韩关系史。他目前关心的是19世纪东亚的图书流通。这篇文章已经过吴政伟先生的审核,副标题是由编辑准备的。

吴政伟出席了讲座

今天,我想从“明清史学徒”的角度梳理一下“华侨民族”的研究脉络,尤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韩国文学。我一直对明清第一代中国学者“相遇”和“发现”并进而研究韩国文学的背景非常好奇。用我自己的话说:“朝鲜是如何进入明清历史学家的视野的”?

在这篇报道中,我打算用我所熟悉的一系列故事和史料来回答这些问题,并探讨华侨华人与明清史研究的关系,特别是以朝鲜为中心。目前,我认为整个开发过程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清代的文化政策及其影响。二是清末民初的读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如何与日本东方历史学家交流和反对。第三点是科学史的影响。受时间限制,我今天只能向你报告第一点。

文字狱背景下的图书流通

让我们先回到熟悉的“清代文字狱”的语境,比如蔡铣的“休闲钓鱼与休闲录音”案(1697-1767)。蔡铣不是法院官员,也没有突出的成就。他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学者。蔡铣在雍正七年(1729年)就职,之后写了一些作品。我们关注他的原因是他在1760年左右和50多岁时开始出版他的七种作品。这一出版活动持续到大约1727年,包括“免费捕鱼和免费记录”。

在过去,当出版的技术门槛很高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出版自己收集的作品。正如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说,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出版技术不断创新,成本不断降低,任何小贩或卒都可以加入出版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书的前面列出了许多编辑和赞助商,以夸大他们的声望或扩大他们的名气。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免费捕鱼和免费记录”中。第二,古代学者喜欢复制书籍,并把它们组合成一本书。蔡铣接着摘录了他认为很好的诗,如“认真对待朱非,异类也是王”他实际上说“紫牡丹”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但对于负责调查的清朝官员来说,这显然是一种嘲弄。

1767年,蔡铣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把自己的作品带到松江衙门投案自首。你为什么投降?因为在他的家乡有许多绅士认为蔡铣的作品有“仇恨、希望、诽谤”的字眼,他们在这个地方贴了字帖和海报,他们说要举报蔡铣。蔡铣感到害怕,写下了整个过程,并自愿向政府投降。后来,松江巡抚钟光宇(1720-1789)、两江巡抚高进、江苏巡抚明德对这件事进行了审查。高进和明德发现从中摘录的诗歌和文章存在很大问题,于是他们变成了大案要案,牵涉到许多人。政府也开始追求“休闲钓鱼和休闲记录”。

现在通过对这一案件的档案重建,研究人员发现无论是两江总督还是松江地方长官都为处理此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们无法收回所有的书籍,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商业流通网络。加拿大学者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在《明朝社会与国家》一章中谈到了这个概念。他说读了这些关于“文字狱”的纪念和自白后,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指出,清朝中期以后商业流通很大,但清朝没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单位或行政机构来检查图书,所以当局在追查图书时只能依靠现有的官僚制度,这使得图书的禁书极其困难。由于图书是按照商业而不是私人管理的方式发行的,当局将永远无法收回所有的图书。

我称蒂莫西·布鲁克的声明为“商业流通理论”,以解释为什么清朝禁书总是落入网络。然而,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即“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凡森院士所说的“权力的毛细作用”。王凡森先生说,我们经常认为当政府宣布一项法律时,它会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你。但事实上,许多人通过想象和猜测理解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此外,当时没有完整的禁书清单。因此,当你了解政府的大部分时间,你都在猜测和想象它。这种猜测和想象的界限可能比实际情况更加严格。

因此,以明清古籍为例,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奇怪的小说《三纲志略》,其中出现了“越界”或“自己删”的现象。王先生认为,即使书籍进入商业流通渠道,当局也无法收回它们,但事实上在这种“权力的毛细管效应”下,编辑、作者和卖家都可能产生“自我压抑”。他们默契地按照官方的期望完成了整个出版过程。换句话说,即使它流传到商业出版界,政府仍然有办法影响图书出版的内容。

集体遗忘

让我继续引用北京大学王教授和刘浦江教授的研究成果来说明清中叶的情况。随着清初的“自我压抑”和20世纪40年代甘龙对书籍的禁令,结果是大规模的集体遗忘,或者至少是公共话语中的“遗忘”,人们的知识和记忆空间被重新规范。具体来说,有三个结果:

首先是“种族意识”薄弱。王凡森先生发现,在嘉道县时期,许多“禁书”被再版,如《扬州十天》和与“嘉定三屠”事件有关的书籍,当时可以阅读。例如,李慈明在《京易拓实录》中读《扬州十天》时,他只说“深谷生活的感觉在恐惧中增加”。他觉得当时的生活是如此毫无价值,但它似乎没有激起我们今天想象的“民族情绪”。

第二是对中国和外国人的“错误”看法。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的《正统与华谊》中有一章注意到了甘龙统治时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他称之为“对华谊的错误看法”。例如,黄文扬的肖像(1736-?)这些人通常不是从汉族的角度写政治观点,而是从我们过去称之为“外国人”的角度写政治观点。因此,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其政治倾向和文化立场总是偏向于异族王朝,没有任何批评。刘浦江用了“不妨从甘佳学者普遍薄弱的民族观念来看”。

在前两个结果之后,第三个是集体遗忘。例如,清朝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满洲人和明朝没有任何关系。众所周知,努尔哈赤接受了明朝的官方称谓,但是清朝中后期的读者可能无法在所有的书中找到相关的记录。他们甚至不知道满洲来自哪里,因为官方和私人历史书都不会讨论这些问题。

用“外国史料”模糊清人

站在民国初年,思考这整个过程的结果,用我自己的话说,它产生了一个“后清历史”的话题。我注意到民国初年的一些历史学家强烈怀疑清朝文献的真实性。例如,朱希祖(1879-1944)在他的《南明史编纂计划》中说:“虽然这一时期的历史也记录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中。......事实上,杨碧压制了我。真相很难说。一方面,有必要建造一座历史监狱,摧毁私人历史。另一方面,杨毅收集了《四Ku全书》,印石收集了明代的史料,并大规模销毁或者,正如孟森所认为的那样,清政府“确保祖先所做的一切都不违法,并且完全被掩盖起来,不留任何痕迹,并把《史记》改为清朝的日常食物”。好像清朝一直有一个精心策划和一致的阴谋。

正是在“后清史”的结构和语境下,“朝鲜”开始进入第一代清史家的视野。顾颉刚(1893-1980)回顾了民国初年的清史研究,认为孟森(1869-1938)和萧一山(1902-1978)贡献最大。孟森和萧义山确实是明清第一代伟大的历史学家。然而,顾颉刚提到孟森的作品,他实际上认为最成功的是《明、元、清三朝通志》,现在很少有人注意。

为什么这本书如此重要?顾颉刚说得很清楚,“清朝尽力掩盖这样的历史事实。孟氏收藏的群书,以及更多旁证和外国史料,作为一个长系列。以弥补明清历史上的空白,以及清朝人的细微痕迹。”满族的历史在进入风俗之前和许多明清的历史一样,由于清代的文献不可信,历史学家不得不走另一条路。从现在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出,其中78%是引用了《朝鲜王朝实录》(当时都叫《李朝实录》)。

在这段历史上,孟森的学生吴湘祥(1912-2007)讲得很清楚:

民国20年(1931年),李先生去了北方,...次年,在北平博物馆回顾李超的回忆录后,李先生经常在教室里说:明清学者获得了一个新的宝库,他们新的个人生活也是一大乐事。因此,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寒冷和炎热的天气里走到北平馆,在一张满满的桌子上看笔记。(吴湘祥,《李超实录》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

1931年,孟森去北京讲学。第二年,他在北平图书馆看到了北京帝国大学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这开启了他使用“外国史料”的隐晦之旅。

另一个著名的人是吴汉(1909-1969),一位著名的明朝历史学家,特别是他摘录的12卷《朝鲜李朝志·中国史料》。他还指出,韩国文学有助于澄清明清历史。1934年《燕京学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到:“研究过去建州史的学者所能获得的史料只有几部被禁止和保存下来的明代著作和朝鲜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史明·卢。最近,北平图书馆收到了《朝鲜李朝实录》的影印件,其中记录了建国初期非常详细的历史事实。从那时起,我们可以用中国和朝鲜的回忆录来证实这种联系,并重写清朝建国的历史。”只有这两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人们重视“韩国文学”的背景。

韩国明清文学史家

通过这种“后清史”和“朝鲜”的脉络,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中朝关系史的谱系,例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广涛老师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乌村老师。受时间限制,我将主要谈谈张乌村老师的例子。张乌村先生,1929年生于山东临朐,195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他论文的题目是“清朝以后金朝关系”。毕业后,他先是在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作,然后很快进入历史学院附近的“中央研究院”,直到退休。

张先生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问题。当他二年级的时候,郭廷以先生(1904-1975)问他是否有任何问题。张先生说没有。他感到有点压力,跑到时宇去找李光涛先生。当时,李先生正在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抗日战争以来,他开始抽取大量《朝鲜王朝实录》作为卡片。李先生建议张先生研究一下中朝关系的历史。此后,基于明末清初中韩关系的历史,张先生逐渐开展了研究项目。此外,台湾历史学家还能看到20世纪60年代程管峻大学出版的《颜兴禄选集》,这更有利于详细的研究项目。张艺谋的回忆录《生活故事》将于今年出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它。

管峻大学出版的严兴禄作品选

从李光涛到张乌村,他们继承了第一代明清史学家的传统。他们都有“明清回忆录”和“朝鲜回忆录”的知识库。正如李光涛本人所说,“在阅读明清档案时,你必须阅读朝鲜回忆录。”这是研究人员使用韩国记录时的概念。现在不一样了。有许多研究中韩关系史或纯粹韩国史的学者不读《史明路》和《青史路》。这当然与日益详细的划分有关。我自己的想法是,对于这些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熟悉明清历史,并继续阅读《朝鲜王朝实录》和《燕星录》。整个训练方法和问题意识与今天大不相同。

最后,简要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从清朝的文化政策来看,在这种“后清史”结构中,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强烈质疑清朝遗留下来的文献,而朝鲜的文献是珍贵而重要的。在清朝入关前的历史、明清时期和清初,朝鲜文学的丰富描写成为明清历史学家进行论证的依据。

现在看来,当时混有“反清”情绪的历史潮流不可避免地有“照原样使用”的倾向,没有考虑到韩国文学本身的问题。然而,对于目前的研究者来说,材料的“量变”已经导致了研究内涵的“质变”,这可以说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最后,朝鲜的历史数据在哪里?我们如何理解它?最近,由于学科的分类,涉及“外国”和“朝鲜”的文献往往属于文化交流史的范畴。整理完这段学术史后,我自己的收获是,我太重视韩国文学,包括我自己。李光涛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阅读明清档案,你必须阅读朝鲜的记录。”这是在熟悉明清史料后的一个提醒,而不是对朝鲜文献的部分信仰的断言。

(四川大学中国历史青年学术沙龙每月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到阿尔戈分享新知识和新观念。其目的是弥合断代史的鸿沟,消除新旧问题之间的隔阂,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探索史学的未来方向。这一系列讲座将在汹涌的新闻中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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